三中全会传出的这几句话就如同兜里的卷烟，散发着温暖的香气，但刘根生不知该如何点燃这根希望之烟，毕竟那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完成的。

    阳光穿过薄雾，把田地里野草上的露珠照得晶莹剔透。永旺镇的农民刘根生正沿着村里的土路走向镇中心自家开的五金商店。

    永旺镇的经济在县里属于中上水平，而这个临近京津的县又是河北数得着的利税大户。

    像往常一样，刘根生路过自家坟地时照例会清理一下坟上的野草，顺便活动身体。他是村里为数不多有健身意识的人之一，而他的健身器械不过是大树的枝杈。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消息随着秋风吹进了村里的家家户户,人们怀着或欣喜，或期待，或疑惑的心情交流着彼此的信息和猜测。刘根生的心里也泛起了波澜，对未来有了新的期待。

    相邻的两个世界 ”刘根生告诉记者，近年来手头的确宽裕了许多，村里又建立了医疗保险，最高给报销55%的费用。可他现在还是不敢花钱，“老了怎么办？”毕竟他已年过四十，这些问题不得不考虑。“听说北京的农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都能得到200元的补助？”他向记者求证消息的真实性。

    可惜了那一大片好草

    雾气已经散尽，休闲娱乐城巍峨高耸的城墙在坟地里投下巨大的阴影。这片占地数千亩，集餐饮、娱乐、住宿、休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庞大建筑群霸道地坐落在乡村与田地织成的背景中。望着城墙，刘根生发愁地想，按这样的占地速度，也许要不了多久，家里的坟地就得迁到别处，据说迁一座坟的补贴是800，但目前县里一块阴宅的费用是20000，而且只有20年使用权。说到土地，刘根生便如鲠在喉，“那么多良田，5000块钱一亩就给卖了。现在村里人均才4分地，如果不干点别的，连生计都成问题。”和很多村民一样，刘根生并不清楚卖地的细节，只知道卖地的收益由镇里统一掌握，逢年过节时每人能得到一两百的补贴，几年过去了，据说本金和利息已经发完。不过，土地流失的速度更快了，休闲娱乐城的对面建起了开发区，虽然入驻企业并不多，但土地已经平整完毕，复耕基本无望。前两年房市火爆的时候，这里也开发了不少楼盘，但卖得不好，很多楼房就那么赤裸着水泥的墙壁，矗立在旷野中。当然，这里还有标准的高尔夫球场，只是没见着城里的富人来消费过，村里几家放羊的时常隔着高高的铁栅栏叹息，可惜了那一大片好草。

    按手印的角色

    眼下，全县正紧锣密鼓地推进新农村建设，最主要的措施就是用新建社区换取农民的宅基地。尽管县里的热情很高，但进展并不顺利。“其一，拆迁补偿的标准和农民的心里底线相去甚远；其二，有一部分人想要钱去别处买房，而不愿住进指定的社区；其三，有的人家靠养羊，养牛维持生计，以后都住了楼房，生活成本不但提高了，而且牲畜恐怕都没处安置了。”刘根生又满怀着艳羡提起了同县的北平里村，“人家那里盖起了家具城，每户一年能分好几万呢！虽说卖了地，但收益是实实在在的。”说归说，刘根生也承认，如果拆迁公司带着公安局来“现场办公”的话，他是没有勇气站出来“议价”的。

    一根烟抽完了，远处传来牧羊人吆喝的声音。“好多地都撂荒了，羊可以随便放。”刘根生惋惜地说，“种地实在是不挣钱，而且今天撒了种，明天也许地就给征了，所以即便种，也是马马虎虎。至于农田基础设施就更没人过问了。”有着高中学历和多年种田经验的刘根生当然清楚，必须得把小块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粮食成本才能降下来，产量才能提上去。所以，对于中央提出的“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打心眼里拥护。

    可问题是，这样的流转该如何进行呢？“征地的时候，我们只是按手印的角色，看不到合同，没有知情权，也没有议价权。”在刘根生看来，最好能有一个公正、公开的土地流转机构，协助农民实现土地收益，“土地毕竟是农民最后的保障，处理不好，心里就没有根了。”

    正说着，手机响了，是刘根生老婆打来的电话，叮嘱他别忘了中午请镇上收税的负责人吃个饭。两年前，此人上门要求刘根生家订报纸，结果被刘根生老婆骂了出来，如今人家专管他们这里的税收。

    一边咒骂着老婆如何目光短浅，一边拍拍尘土，走向自家的小店。刘根生还沉浸在刚才的思绪中。“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三中全会传出的这几句话就如同兜里的卷烟，散发着温暖的香气，但刘根生不知该如何点燃这根希望之烟，毕竟那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完成的。

    他索性坐在父亲的坟旁，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像父亲那样，他掏出一根烟，先叹了口气，便吸了起来。在他的印象中，父亲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年间强壮精悍，壮年后因为夜里浇地受了凉，身体便一蹶不振，村里的大夫只会贴膏药、输液，到了县里也没看好，带着羸弱的身体紧随爷爷走完了一生。爷爷是他们家族的骄傲，14岁进天津学徒，16岁娶亲，支撑起整个家庭，解放后成为国营药店里的经理，期间还被评选为天津市级劳模。老爷子身体倍儿棒，没想到80岁上得了直肠癌，做了一次大手术，反而加重了病情，在烦闷、尴尬、心中多有不甘中撒手西归。原单位的领导来探望时流着眼泪说：“老爷子要是不回农村，留在天津也许就没事。单位至少每年能给他做一次体检，这样的病就在于及早发现。”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如今最让刘根生心烦的是孩子上学的问题。独生子马上就要升初中了，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孩子只能到镇上的中学去读书，可镇里的中学和县里的中学在师资力量，办学条件等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要想让孩子去读县里的中学，得交一笔数额不菲的赞助费。想到这些，他心里就很不平横，“国税、地税一样不少交，为啥就不能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

    说道这儿，他又想起了三叔。当年，三叔接了爷爷的班。几经拼搏，终于把老婆孩子的户口弄进了天津。虽然孩子的成绩一般，但是在天津依然考取了一所不错的大学，读的还是热门的财经专业。“北京、天津考大学的分数比河北低100多分呢!”在刘根生的眼里，户口依然是财富的象征，村里有不少人家在天津近郊买了房子，这样可以为孩子换一个天津户口，从而为高考铺平了道路。如今，那些地方投资落户的要求据说已经达到了100万，这让刘根生感到很绝望。

    当然，户口所代表的财富还不局限在孩子读书的问题上。与刘根生的小店一路相隔的便是北京的郊区，那里也有数不清的小店。这些小店几乎不用交什么费用，而刘根生的小店每个月要向政府上缴几十元的税收和杂费。“没办法，河北这边穷，税源少。”刘根生的潜台词是，镇政府里好几百号人要开工资呢。所以，刘根生打心眼里希望孩子能把生命的船划到大城市，因为那才是幸福的彼岸。尽管他家距离北京市区只有50公里，但那里的确是另一个世界。

    “我没指望孩子能给我养老，否则孩子将来的负担得多大呀。